多重人格患者若以「另一个人格」犯罪,自己可以获判无罪吗?
作者: 时间:2020-06-29

多重人格患者若以「另一个人格」犯罪,自己可以获判无罪吗?

1996年,电影《惊悚》(Primal Fear)上映。

《惊悚》挂名的主角是李察.吉尔(Richard Gere),虽然彼时他已经不是1980年演出《美国舞男》(American Gigolo)时的奶油小生,但1990年的《麻雀变凤凰》(Pertty Woman)及1995年的《第一武士》(First Knight)仍让他坐稳一线熟男明星的位置。不过,《惊悚》里令人眼睛一亮的演员,绝对是饰演配角Aaron Stampler的爱德华.诺顿(Edward Norton)。

这是诺顿的大银幕处女作。

诺顿身高183公分,虽然并非特别高大,但也不算矮个子(事实上他比吉尔还高3公分),不过他当年瘦削的身材和看起来稚气未脱的长相,演出剧中脆弱羞怯的Stampler十分有说服力;更重要的是,Stampler是个疑似具有双重人格的角色,当人格转变时,诺顿也能适切地展现出阴险兇狠的模样。

吉尔在《惊悚》里饰演好出风头的律师Martin Vail,读到备受爱戴的大主教Rushman遭Stampler谋杀的案子后,认为是个成名的好机会,于是担任Stampler的辩护律师;而在与Stampler的会面商谈过程里,Vail渐渐相信:Stampler是无辜的──犯罪的是stampler的身体没错,但行凶的时候,该具躯体里存在的,应该是另一个反社会人格Roy。

双重或多重人格是一种精神疾病,早先被称为「多重人格障碍」(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,MPD),目前被称为「解离性身分障碍」(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,DID),患者宛如「一具身体中同时拥有多缕灵魂」的奇妙特质,常是故事创作者爱用的设定。不过一旦这类患者牵涉到犯罪事件,就得面对另一个问题:就算某甲犯案时的人格是某乙,某甲就可以获判「无罪」吗?

在几个着名的案例中,例如《24个比利》(The Minds of Billy Milligan)一书记述的传主Billy Milligan,在面对多起强暴及抢劫指控时,的确在数位精神科医师及心理学家的认证下被判无罪,当然,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只是比利巧妙地欺瞒了这些专家,所以逃过牢狱之灾。

其实,面对精神疾病患者犯案,无论最后判决如何,舆论总有许多纷杂看法;倘若最终患者不用面对刑罚,「装病就可以犯罪然后不用坐牢」的说法就会加大声量。

不过这种说法有几个误解。

首先,就算不需服刑,司法系统大多也会要求犯案的精神疾病患者进入合格的医疗体系,接受应有的管束及治疗──想当然尔,这类处置也会引发「为何纳税人的税金要耗在这种用途」的争议。

其次,「装病」这件事并没有想像中的简单──这并不是说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学家的看法绝对不会出错,而是对罪犯的精神鉴定,并不是「喔你看起来有精神问题所以就不用服刑」这幺单纯。

在《告诉我,你为什幺杀人》(Jeder Kann zum Mörder werden)一书中,对这两个误解有详细的说明。

《告诉我,你为什幺杀人》的作者娜拉.塞美(Nahlah Saimeh)是德国的司法精神鉴定医师,书中以她经手过的九个案例,说明暴力犯罪者的精神状态,以及她身为精神鉴定医师的专业看法。

精神疾病患者犯罪之后,并不适合进入惩戒的牢狱系统,那样子的环境对精神疾病并无任何矫正效果,让精神疾病患者进入监牢,反倒可能在禁闭的环境里增加太多难以控制的变数。塞美认为,基于人权考量,让这类罪犯进入治疗体系,是更为合理、也更符合社会需求的做法。

塞美也指出,司法精神鉴定医师的工作,其实一则是鉴定被告过往的精神状况(包括成长经历、日常生活以及相关的精神病史),二则是鉴定被告犯罪时的心理状态。

也就是说,一个早被确诊的精神疾病患者,倘若在犯案时精神状态正常,仍然是会被判刑(可能还会视状况加入治疗体系)的;而根本不是精神疾病患者,却宣称在犯案时突然发病的「装病」行径,是很难骗过精神鉴定医师的──因为医师不会光听被告的片面之词,还会参考被告的过往纪录及相关资料。

况且,早有许多资料指出:在医师的反覆诘问之下,装病的被告很难不露出马脚;因为许多乍听之下与精神疾病无关的问题,在专业判断里都有另一层意义。

有趣的是,《告诉我,你为什幺杀人》里收录的第一则案例,被告就没有因为精神鉴定而免去刑罚。

在这个名为〈黑暗的幻想〉的篇章里,凶手是一名杀害患病妻子之后当街焚烧尸体、引起邻居注意而报警的男子。男子在被捕之后,供称自己有时会忧郁地钻牛角尖,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,所以检方请塞美为男子进行精神鉴定,以判定男子是否具有责任能力。

很遗憾地说,这样的案子并不罕见──自觉无法照顾久病的家人、经济状况欠佳而且还有难以清偿的债务⋯⋯我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里就可以看见许多类似例子,因为被生活的困境压得无法喘息,于是决定先替家人从尘世解脱,然后再了断自己的生命──但在最后一刻却因故没有成功自戕。

塞美清楚地说明这种「自杀合併杀人」计划最后变成谋杀事件的判定过程,以及从被告经历、供词与犯罪过程中获得的鉴识依据。塞美提到在探访被告时,常会遇上被告哭泣的状况,但同样是哭泣,背后却有好几种截然不同的原因;同时也提到,因为司法精神鉴定医师的身分特殊,可能会成为审判时的证人,本身并不需遵守医病之间的保密原则,所以被告与医师对谈时,仍可自由选择是否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。

《告诉我,你为什幺杀人》一书里列举的案例,大多是这样的案子──案件本身并不极端(书中并没有出现骇人听闻的连续杀人魔),算是寻常的社会案件,但却是司法精神鉴定医师面对的大量案例中的代表性案例。虽非每个行凶者都有精神疾病,但犯案时的精神状况,仍有许多应当客观审度、仔细推敲的黑暗。从这些案例里,可以看出德国司法对审判过程的谨慎,以及司法精神鉴定医师在面对行凶被告时的态度。

选择这些案例,因为塞美认为这些被告彰显了她的论点:人人都可能成为凶手。「事情只取决于个人的处境、个人的犯罪门槛和个人的触发点──或是取决于相应的极权意识型态。」塞美认为,悲惨的童年、受创的精神,并不能当成犯罪的藉口,但在法律审判上,可能会因这类原因减轻罪责,并将犯罪者送入相应的治疗机构。

同时,塞美也认为,不应将精神障碍与危险或犯罪划上等号;因为无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,暴力行为的源头都是「自我价值的膨胀」和冲动控制不良」。也就是说,人类的恶劣行径来自本身的脆弱,精神状况没有问题的人也必须面对相同的问题。

在叙述案例的过程里,塞美一面分析犯罪者,一面谈及制度,同时指出某些常见的盲点(例如大多数人会轻忽女性暴力精神病患可能造成的伤害);她认为犯罪者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,而一般人与犯罪者之间的相同远远多过于差异。是故,了解犯罪者的精神状态,依此建立更完备的体系,是对包括精神疾病患者在内的所有个体成员及整体社会而言,都是应当努力进行的工作。

在创作《FIX》系列短篇时,俺曾被询问:有没有兴趣写行凶者患有精神疾病的案例?俺对这方面的案例的确有兴趣了解,也想透过故事去审视及反应国内大众对这类案件的看法,不过彼时限于时间,暂时没能进行。

读完《告诉我,你为什幺杀人》再回头想想《惊悚》,会发现剧中的情节在现实当中或许不大可能如此发展(其实《惊悚》当中的罪行,并不只有「Stampler是否真的是双重人格」这幺简单地善恶二分);但事实上,不管行凶者是不是精神疾病患者,行凶者的心理及精神状况都有研究及理解的必要。对小说创作而言,这是让角色行为能够发展、进而推展情节的重要因素,而对社会而言,这是建立、调整相关体制的必要环节,也是让每个人更加了解自己的关键。